黃俊傑〈歷史知識、集體記憶與社會變遷〉
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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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與集體記憶及社會變遷之間的複雜關係。正如柯靈吾所說歷史知識在被建構之後，就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自主性（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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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自主性在知識論上是可確立的，然其與社會經濟領域的關係，則有幾種不同的思考進路：
（a）反映說：認為歷史知識是反映社會變遷的鏡子。
例如抗戰時期錢穆寫作《國史大綱》，提出秦始皇統一中國有四大歷史性的功績的看法，反映了當時中國全民抵抗日寇、國家至上與民族至上的時代氛圍及世界觀。
（b）主導說：認為歷史知識能主導社會變遷的方向。
例如〈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希望藉由歷史知識引領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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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說俱有所見，然因各執一端，猶不免缺憾。本講以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間的相互滲透關係為中心論旨，並探討「集體記憶」之理論。
2.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之互相滲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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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何以能對社會政治變遷產生滲透作用？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a）歷史知識有其方向性，可以指導個體與群體未來往何處去。
例如近年來台灣的二二八事變之歷史記憶的重建，與政治結構的轉型息息相關，隱約間指示出台灣政治的走向。
（b）人之存在有其意向性，人之存在不僅是一生物學事實，更是文化事實，因此歷史知識必然對社會政治變遷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2:2 但是，社會政治變遷又如何與歷史知識取得聯繫呢？
人是在社會政治變遷的時空脈絡裏建構歷史知識的，所以歷史知識必然受到社會政治變遷的滲透；政治社會變遷能開發歷史知識的新面向與新詮釋。例如在文革時期中國大陸，武則天的歷史形象廣獲中國史家的重視，實際目的乃在表彰江青。又如台灣後戒嚴時期之二二八集體記憶的重塑過程裏，外省人受難經驗被完全忽略掉，此與大環境裏的省籍情結和政治訴求有密切關係。
這種思考若推演至極端，認為歷史知識的型塑乃是基於人們現今的信仰、興趣及想望，便不免令人懷疑：是否一切歷史知識僅具有時代性而不具有普遍性？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3.歷史知識、集體記憶與社會政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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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藉由集體記憶的儲存而互相滲透：
哈伯瓦克（Halbwachs）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學說：
哈伯瓦克是法國社會學家，可說是第一及二次大戰期間最具代表性的涂爾幹學者（Durkheimians），他討論「集體記憶」的著作，對社會學研究具有開闢新境之貢獻，以下簡介哈氏學說要點：
（a）「集體記憶」並非先天賦予的，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必須經過後天教育才會習得。例如二次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大量日軍在太平洋島嶼自殺，這種源於日本文化的認同感與殉道精神，便很難讓外人理解，因為彼此未曾擁有相同之集體記憶。
（b）當集體記憶於同質性團體中持續存在並不斷汲取力量時，其實是身為「團體成員的個體」（individuals
asgroup members）在作記憶。任何團體都擁有各自建構的獨特記憶，這其中當然是個體在進行記憶，但個體卻必須憑恃團體脈絡（group context）來成就自己過去的歷史。
（c）在人類經驗中，只有夢境的記憶才能不植根於社會脈絡與社會結構。由於夢境缺乏他人的參與，同時又是無法連續、沒有順序規則的片斷影像，因此無法支撐特定團體去進行實際的生活與記憶。
（d）「記憶」有二種類別：個人生命歷程的記憶產生於人們親身經歷過的各種事件；歷史性的記憶則透過書寫傳述或照片之類的具體紀錄、以及慶典節日等社會活動來儲存。
（e）「集體記憶」是一種「中介變數」（intermediate variable），介於歷史與社會活動及其變遷之間：歷史經常是社會活動（如各種儀式）產生的來源，反過來社會活動也可強化團體成員對過去歷史的回憶，兩者的間隙可仰賴集體記憶的運作來解消。
（f）「集體記憶」之形成多在青年時期（10多歲到20多歲），是故各國對歷史解釋權的爭奪、對青少年知識記憶的塑造不餘遺力。例如日本中學歷史課本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日軍侵略南京的事實加以扭曲，而將之一律寫為「進出南京」，以塑造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由於「集體記憶」深植於社會意識核心之內，因此具有維繫文化連續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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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知識對社會政治變遷之滲透」的方向言：
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兩種管道獲得歷史知識、建構集體記憶，進一步影響社會政治的發展：
（a）正式結構：
即正式的教育體制，與政治權力及經濟生產關係的既得利益結構相呼應。例如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各階段教育不斷地灌輸「東征─北伐─剿匪─抗戰」史觀，有意將「反攻大陸」塑造成台灣的人民的使命。
（b）非正式結構：
與國家權力無涉的各種知識，其所傳遞的訊息較為複雜而多元，不若正式結構那樣單一而制式化。例如民俗曲藝、歌謠、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小說、電影等等。
（c）正式結構與非正式結構並行於社會，使人們能由各種途徑攝取歷史知識，無形地引導社會局勢的變遷。
這兩種管道彼此間存在著某程度的緊張性，倘若各自提供的歷史知識與判準落差過大，很可能會導致置身其中的個體「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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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政治變遷對歷史知識之滲透」的方向言：
（a）由結構內部網絡來看，社會政治生態的改變，必須有新的意識型態支持，自然使人們產生重建歷史知識的壓力。
（b）由社會政治結構與歷史知識的關係來看，社會政治裏的各階級∕價值經常會產生鬥爭，勝利的一方往往會要求新的史觀，以使其權力地位與財富合法化。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其政府便以一九四九年為界限，強調共產黨解放前的中國封建、黑暗，共產黨解放後的中國才步入近代。
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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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兩者的關係是互相牽扯、彼此滲透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單向主導，因而產生了雙重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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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變遷之極致在於「國家」（State）的建構，但國家一旦建立後就有其自主性，且諸多「國家」之間也形成某種結盟關係。
因此，歷史知識如何在國家及國家聯盟建立後，確保其自主性？值得為人們深思。
4:3「集體記憶」是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之橋樑。然而「集體記憶」並無「自性」，可用人為力量修改與創造，因此史家的「史德」便極為重要。
作者簡介
黃俊傑，台灣省高雄縣人，1946年生。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曾獲教育部第十六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2013 -)、教育部第五十五屆學術獎等學術榮譽。研究工作包括通識教育、東亞儒學及戰後臺灣史等三大領域，著作等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