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復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日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志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臣愚以爲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興立，終不得強矣。
【作者簡介】
李鴻章，西元1823年－1901年，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省心，謚文忠。清朝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官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爵位一等肅毅伯，追贈太傅，追晉侯爵。中國近代地方武裝淮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歷經太平天國、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著作收於《李文忠公全集》。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居位之高之久，卻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
大躍進時期李鴻章的墳被刨，李鴻章穿著黃馬褂的遺體本是保存完好，結果被群眾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
李鴻章〈復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係同治十一年(1872年)內閣學士宋晉上疏，藉口製造船艦糜費多而成船少，請旨飭令閩、滬兩局暫行停止製造。李鴻章復奏指出，宋晉的主張代表了頑固守舊勢力的迂腐之見，「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扭於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國家諸費皆可節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否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經過李鴻章等的力爭，清廷不僅否定了宋晉的停造輪船的主張，而且為洋務派興辦輪船招商局和用西法採煤煉鐵開了綠燈。
【延伸閱讀】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一章「緒論」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爲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爲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爲非常之姦雄與爲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之歷聘歐洲也，至德見前宰相俾斯麥，叩之曰：「爲大臣者，欲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麥應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爲？」李鴻章曰：「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若處此者當如之何？」俾斯麥良久曰：「苟爲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孺子共事，則無如何矣。」（註：此語據西報譯出，尋常華文所登於星軺日記者，因有所忌諱不敢譯錄也。）李默然云。嗚呼！吾觀於此，而知李鴻章胸中塊壘，牢騷鬱抑，有非旁觀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責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爲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國人而論乙國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無待言，然要之李鴻章爲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曰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爲「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不寧惟是。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係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論世，世固不易論。人亦豈易知耶?
今中國俗論家，往往以平髮平捻爲李鴻章功，以數次和議爲李鴻章罪。吾以爲此功罪兩失其當者也。昔俾斯麥又嘗語李曰：「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夫平髮平捻者，是兄與弟鬩牆，而鹽弟之腦也此而可功，則爲兄弟者其懼矣。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爲非，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論李鴻章有功罪於中國者，正別有在。
李鴻章今死矣。外國論者，皆以李爲中國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於中國今後之全局，必有所大變動。夫李鴻章果足稱爲中國第一人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則吾所能斷言也。李之死，於中國全局有關係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在政府失一李鴻章，如虎之喪其倀，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斷言也。抑吾冀夫外國人之所論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則以吾中國之大，而惟一李鴻章是賴，中國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恆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不能謂其非英雄也。雖然，是爲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無時勢？故讀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鴻章其人之英雄者，車載斗量焉。若夫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國歷史，所以陳陳相因，而終不能放一異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書，而感不絕於余心矣。
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殆謂是矣。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雖然，此亦何足深責？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爲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鴻章不生於歐洲而生於中國，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數十年以前，先彼而生並彼而生者，曾無一能造時勢之英雄以導之翼之，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爲李鴻章一人咎也。而況乎其所遭遇，又並其所志而不能盡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後有襲李而起者乎，其時勢既已一變，則其所以爲英雄者亦自一變，其勿復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背景資料】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內容簡介
書開頭是一隻狗，原本是慈禧太后的狗，1860年英軍攻進圓明園，把牠帶回倫敦，
獻給維多利亞女王，取名「戰利品」。
作者於是問出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鴉片戰爭結果是維多利亞女王賺到一隻愛犬，
而不是她丈夫亞伯特被押去北京做人質？
一個問題導向更多問題：
西方征服新大陸靠的是「槍炮、病菌與鋼鐵」，
槍炮、鋼鐵都源自中國，
中國亦不缺病菌，為什麼征服新大陸的卻是西方？
鄭和航海技術大大勝過哥倫布，為何沒橫越太平洋？
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發韌？
簡單問一句就是：西方憑什麼主宰世界？
從馬克斯以降，許多大師都給過解答，
從人種優劣論、文化決定論、地理決定論
到英雄史觀、狗熊史觀，不一而足。
本書推翻前人論點，另立新說。
前人回答「西方憑什 麼」，往往只專注近世，只看文藝復興以後，本書卻堅持從遠古開始，上古、中古一直寫到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史，也是以中國史為對 照的西方史，更是以西方史為對照的中國史。一路東西對照：
尼安德塔人 vs 北京人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 vs 商王武丁
羅馬帝國 vs 秦漢一統
拜占庭淫后狄奧多拉vs 武則天
葡萄牙恩里克王子 vs 明英宗
宗教戰爭 vs 明末民變
科學革命 vs 清代考證學
《環遊世界八十天》vs 《浮生六記》
區區五百頁篇幅，卻將中西大事一網打盡，旁徵博引，材料遍及埃及王室文書、中國古籍，還有最新科技的粒腺體DNA分析、南極冰帽底下的古氣候資料。故事精彩，論述亦往往出人意表。
嚴肅史家往往認為歷史 變數太多，不可能有法則可言。作者卻力排眾議，指出只要視野 夠廣，上溯史前萬年，就會辨識出諸多歷史法則。本書綿密的中西對照，揭露東西歷史大勢 其實驚人雷同，因為都遵循同樣的歷史法則：
地理決定發展，卻不決定未來。發展會改變地理的意義，一時劣勢另一時可能變優勢。
從埃及文明，到羅馬崛起，到英國締造海洋帝國，到中國變世界工廠，都是後發優勢的範例。
社會向上發展，一定會埋下阻礙發展的禍因。
發展遇到阻礙，不可能一直原地踏步。不突破，就是衰退或崩潰。
核心衰退，就淪為邊陲。邊陲發現後發優勢，就躍升為核心。
選摘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序論「鴉片戰爭後，一個大哉問」
如果…亞伯特親王被送到北京？
鄭和艦隊曾經締造中國輝煌的海洋世代，但卻戛然而止，中國落後之謎要從歷史中追索。（取自央視鄭和紀錄片畫面）
古早決定派一致同意，古早古早就有某個重要因素，造成東西之間龐大且無法改變的差異，並決定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地在西方。是什麼因素，何時開始運作，卻眾說紛紜，誰也不讓誰。有人強調具體的力量，如氣候、地形、天然資源。有人則認為是無形的東西，如文化、政治、宗教。具體派心目中的「古早」真的很古早，有人追溯到一萬五千年前冰期結束時。有幾位認為還要更久遠。文化派則不認為有那麼久遠，只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中世紀，或兩千五百年前的蘇格拉底與孔子。但古早決定派都認定：英國在十九世紀四○年代打到長江口，美國在五○年代強迫日本結束鎖國，兩者都是幾千年前即已啟動運轉的事件連環中的一小環節。這一派可能認為，本書開頭就設想出亞伯特被送到北京的可能，拿來跟北京狗「戰利品」送英宮做對照，純是胡扯。打勝仗的一定是維多利亞女王，這是必然的結果，幾百世代前就決定了。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不多久，維多利亞女王的夫婿亞伯特親王病逝〈左，取自維基百科〉；一隻來自圓明園稀罕寵物─北京狗，安慰她的孤單，女王將之取名為Looty〈戰利品〉，1861 Fredrick Keyl的畫作，現藏溫莎皇宮。）
差不多從1750年到1950年，「西方憑什麼」所有解釋幾乎都是古早決定論的變奏。最流行的是文化優越論。羅馬帝國衰亡後，絕大多數歐洲人的頭號自我認同就是基督徒，在文化上以《新約》為根，但為了解釋「西方憑什麼」，十八世紀有些知識人就想像出另一條傳承。他們認為，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創造出一種獨特文化，標榜理性、創新、自由。是這點讓歐洲踏上一條不一樣的路。東方也有其才學，這點他們承認，但東方傳統太含混，太保守，太講尊卑，根本競爭不過西方思想。許多歐洲人斷定，他們去征服別處，係文化使然。
相形之下，中國知識人只有自己的文化可以揚棄。十九世紀六○年代，自強派主張，中國傳統基本上是健全的，只需要造些鐵甲艦，花錢買洋槍大砲就行。後來證明這是錯的。1895年甲午戰爭，現代化的日軍奇襲中方要塞，奪走洋砲，並用這些洋砲擊沉中方戰艦。問題顯然不只船堅砲利。到了1900年，中國知識人改而遵循日本前例，也翻譯起有關演化、經濟的西書。中國人跟福澤諭吉一樣，也認為西方是勝在古早，但也不是不能改。中國只要揚棄舊文化，也能迎頭趕上。
但是西方有些古早決定派卻認為東方怎麼做都是徒勞。這些人宣稱，西方雖然勝在文化，文化卻不是西方稱雄的終極解釋，因為文化還有許多具體成因。有一說是東方太炎熱或太多疫病，有礙發展出西方那種創新文化。另一說是東方人口太多，耗掉所有剩餘物資，壓低生活水平，擋住西方那種自由前瞻社會的出現可能。
古早決定論各種政治色彩都有，但馬克思的說法最重要，影響最大。就在英軍解放北京狗「戰利品」之際，馬克思正在《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中國觀察專欄，他說政治才是西方勝出的決定因素。數千年來，東方國家都太集權，中央權力太大，害歷史停滯。歐洲一路從古文明進展到封建，再邁入資本主義，如今無產階級革命馬上將開啟共產紀元，東方卻是凝固在君主專制的琥珀中，無法邁向西方那種進步之路。後來的歷史卻不像馬克思預測那樣，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列寧與其信徒）於是修正馬克思理論，宣稱革命先鋒也能把東方從千古酣睡震醒。但前提是必須先把僵化的舊社會徹底搗毀，不計代價。古早決定論並非毛澤東、波布、金日成父子如此殘暴的唯一原因，但難辭其咎。
整個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界一直在跳一場複雜的雙人舞。學者陸續發掘許多與古早決定論不吻合的史實，論者為了因應新發現，就將理論略加調整。舉例，歐洲正要開始航海大發現時，中國航海技術其實更先進，這點如今已無可爭議。中國航海人當時已熟知印度、阿拉伯、東非海岸，搞不好還有澳洲(有人認為，中國人十五世紀就到過美洲，但我會在第八章指出其謬)。1405年，鄭和從南京航向斯里蘭卡，率船艦近三百艘，有專載飲水的水船，有方向舵極先進的龐大「寶船」，船艙徹底不透水，訊號設備極精良。艦隊載兩萬七千人，其中有180名太醫。相形之下，哥倫布1492年從西班牙的加的斯出航，只有三艘船，只帶90人。最大一艘排水量大約只有鄭和的三分之一，船身26公尺長，比鄭和的主桅還要短，還不到鄭和舵的兩倍。哥倫布沒水船，也沒帶真正的醫師。鄭和有羅盤，對印度洋的知識足以填滿6.4公尺長的海圖。哥倫布幾乎不曉得身在何處，遑論目的地。
（鄭和船隊軍下中國海洋雄心的傳奇。）
這項史實本來應該是古早決定論的攔路石，後來卻有幾本重要的書，都說古早決定論與鄭和並不牴觸，只是解釋必須更複雜而已。經濟學家大衛˙藍迪斯的大作《新國富論》就是古早決定論的翻新版，他也認為疫病及人口組成一直是歐洲勝出的兩大因素，但他加了一個新說法，就是中國人口稠密有利於中央集權，也扼阻了統治者繼續發展航海的意願。大多數中國皇帝都沒有對手，因此只擔心位居士農工商最下等的商人貿易致富，而不是嚮往自己致富。朝廷權力很大，皇帝說一聲就可以斷絕航海之舉。中國在十五世紀三○年代實施海禁，鄭和航海紀錄可能是在七○年代銷毀，中國偉大的航海年代就此結束。
兼治生物學與地理學的賈瑞˙戴蒙在煌煌巨著《槍砲、病菌與鋼鐵》也有類似主張。該書是要解釋：為什麼最古早文明是由中國到地中海這個緯度區的社會所創造。但書末也說，歐洲能稱雄今日世界，是拜歐洲的眾多半島之助，這種地理條件有利於眾小國抵禦征服者，造成多國分治，不像中國海岸線較直，有利於大一統。因為有大一統，明朝皇帝才有辦法斬斷鄭和事業的後續。
然而在多國分治的歐洲，一大堆君王都拒絕了哥倫布的瘋狂提議，但他總能另謀賢君。可以想像，假如鄭和的選擇也和哥倫布一樣多，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1519年在墨西哥遭遇的可能就會是一位中國總督，而不是倒楣的阿茲特克國王蒙特祖瑪。但是依據古早決定論，一大堆非人為的龐大力量如疾病、人口、地理，早把「中國統治美洲」的可能性徹底排除。
最近某些學者開始認為，要把鄭和還有許多史實強套進古早決定論實在太勉強。1905年日本擊敗俄國，就顯示東方國家也有辦法叫歐洲人在戰場上吃鱉。1942年幾乎把西方列強掃出太平洋的日本，在1945年慘敗後又生龍活虎起來，改弦易轍晉身經濟強國。1978年後，眾所周知中國也走相似的路，在2006年超越美國成為世上最大排碳國，即使在金融海嘯谷底，中國經濟成長率亦超過西方景氣最好時。或許問題應該汰舊換新了，不該再問「西方憑什麼主宰」，而應該問「西方到底有沒主宰」。假如答案是沒有，古早決定論就是無物惹塵埃了。
紛擾之間，一個結果是西方某些史家另提新說，解釋「西方憑什麼一度主宰但如今已不再」。這是我所謂的「一時碰巧論」。這一陣營的論證往往比古早論曲折複雜，同一陣營內意見相左起來也針鋒相對。陣營內卻都同意，古早決定論的說法幾乎全錯。西方從來沒打古早就注定稱雄。西方直到1800年才領先東方，也就是鴉片戰爭前夕，但只是暫時，而且意外成份居多。亞伯特被送去北京的假設絕不是搞笑，當初要成真也很容易。
歷史輪廓不是意外也非注定
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不只是歷史的偶然。（取自道蘭官網）
加州橘郡出名的幾點是政治傾向保守，棕櫚修剪整齊，還有約翰韋恩住那兒（機場就叫約翰韋恩機場，雖然他最討厭飛機飛過高爾夫球場），很少人會想到當地也出激進學說。九○年代，橘郡卻成為一時碰巧論全球史觀的大本營。加大爾灣分校歷史系的王國斌1997年出版《轉變的中國》，同系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大分流》，同校社會系的王丰與加州理工學院人文社科系的李中清1999年共同出版《人類的四分之一》，這些劃時代的著作都主張，不管從哪裡看，不管是生態、家庭結構、科技、工業、金融、制度、生活水平還是消費品味，東西方之間都是同大於異，直到十九世紀為止。
假如他們沒錯，那麼要解釋憑什麼是北京狗「戰利品」被送到倫敦，而不是亞伯特被押去北京，突然變棘手了。某些一時碰巧論者如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安德列˙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此君寫了三十多本書，什麼都能寫，由上古史到拉丁美洲都有）便在1998年的《白銀資本》(ReORIENT)一書中主張：東方發生工業革命的條件本來是比西方優越的，中間卻出了意外。本來，歐洲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僅是「遙遠的邊陲半島」。歐人正是一心一意想從中東打開一條路，通往財富所在的亞洲市場，才會在一千年前發動十字軍東征。此路不通，才開始有人如哥倫布，想要改採西航之路去中國。
（安德列˙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解釋西方稱雄，不是因為歐洲做了什麼，而是東方式微使然。圖片來源：world systems archive。）
美洲擋路，西航到不了中國，弗蘭克卻認為歐洲的世界地位是拜哥倫布砸鍋之賜才有了變化。十六世紀的中國很繁榮，卻常鬧白銀荒。美洲多的是白銀。歐人為了回應中國的需求，就鞭策美洲原住民從秘魯、墨西哥的山裡掘出十五萬噸白銀，三分之一都到了中國。弗蘭克的說法，西方是用白銀、暴行、奴役買到一張「亞洲經濟列車上的三等車票」，但西方要「把亞洲人趕下列車」，還需要發生别的事。
弗蘭克認為西方勝出，到頭來與其要歸因於歐人做了什麼，不如歸因於1750年後「東方式微」。一開始是白銀供應減少，引發亞洲政治危機，卻帶給歐洲振興力量，沒白銀輸往亞洲了，只好發展機械化工業，製造白銀以外在亞洲有競爭力的商品。弗蘭克也主張，1750年後的人口成長在歐亞兩邊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應：中國是貧富差距拉大，助長政治危機，扼阻創新力，英國這邊卻是提供廉價勞力給新工廠。中國動亂分裂時，西方發生了照理應該出現在中國的工業革命。但因為發生地是英國，西方便繼承了世界。
一時碰巧論的其他史家卻看法不同。加大戴維斯分校社會系的傑克˙葛斯通(Jack Goldstone)2009年出版《為什麼是歐洲》一書（他造出「加州學派」一詞來統稱一時碰巧派），他主張：東西方直到1600年都還平起平坐（或説半斤八兩），兩邊都是農業帝國，都有繁複的官僚體制(西方是教士)在捍衛古老傳統。十七世紀從英國到中國，到處都鬧瘟疫、兵戈、改朝換代，到處的社會都搖搖欲墜，但是大部份的帝國都平定動亂，重新導正思想，獨獨西北歐，新教徒推翻了天主教傳統。
（創造出「加州學派」的葛斯通，認為歐洲推翻了天主教傳統，才得以邁向工業革命。）
葛斯通主張，西方是因為推翻傳統，才邁向工業革命。因為掙脫了古老意識形態的枷鎖，歐洲科學家才有辦法把自然運作法則鑽研徹底，同樣務實進取的英國實業家才有辦法搞懂煤與蒸氣的用途。到了1800年，西方已經遙遙領先。
葛斯通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古早決定，只要有一些不巧，世界便會完全改觀。1690年波因河( Boyne)戰役是一例，未來的英王威廉˙奧蘭治(William of Orange)肩甲被天主教軍一槍射透，據說威廉說了一句「幸好沒打到」，葛斯通認為，那槍只要低個幾吋，英國就可能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將繼續宰制全歐，工業革命也不會發生。
彭慕蘭《大分流》更進一步，主張整個工業革命是一大僥倖。1750年左右，東西雙方都正邁向生態災難。人口成長比科技還前面，農業的延伸與加強，貨物的流通，社會的組織，都已耗盡所有可能。東西方都即將到達科技允許的成長極限，全球衰退幾乎已確定到來，十九、二○世紀勢必人口縮減。
（彭慕蘭認為西方工業革命只是僥倖。）
然而，過去兩百年的經濟成長卻超過以往數千年的總和。原因，彭慕蘭解釋，就是西歐超走運，尤其是英國。他跟弗蘭克一樣，也認為西方的好運始於意外發現美洲，創造出一套最能為工業生產提供誘因的貿易體系。只是跟弗蘭克不一樣，彭慕蘭認為，歐洲到1800年也還有可能把好運用光。英國早期的蒸氣機燒的是木柴，人口稠密的西歐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空地種樹。偏巧這時天外飛來第二次好運：英國找到煤礦，才有辦法把許多產業都迅速機械化。到了1840年，英國已經把燃煤蒸汽機運用到食衣住行，包括打進長江的鐵甲艦。要產出同等的能量，英國本來是每年要燒掉1,500萬畝森林的，林地卻根本不存在。化石燃料革命展開，生態浩劫可免（或說推遲到二十一世紀），西方也在一夕之間翻身，主宰全球。沒什麼古早決定，只是一時的萬般湊巧。
一時碰巧陣營對工業革命在西方的解釋，從彭慕蘭的僥倖躲過浩劫，到弗蘭克的全球經濟擴張一時優勢移轉，其差距之大就好比古早決定陣營中的戴蒙與馬克思。陣營內儘管針鋒相對，造成世界運作理論最截然對比的，卻是兩大陣營的壁壘分明。古早決定陣營中有人宣稱對方搞的是政治正確的偽劣學術，一時碰巧陣營則回擊說，對方就是崇西貶東強詞奪理，搞不好有種族歧視。
都是專家，結論卻南轅北轍，可見大家在處理這難題時一定有搞錯什麼。本書將主張：兩大陣營都誤解歷史的形狀，才會歸結出片面且彼此矛盾的結論。筆者相信，應該換個不同視角。
〈歷史走勢的輪廓〉
筆者的意思，是兩大陣營都同意最近兩百年是西方稱雄，之前如何則意見不一。雙方對近代以前給了不同評價，才會有一大堆歧見。要解決爭執，唯有把眼光放久遠，才能奠定歷史走勢的整體「輪廓」。有了這輪廓，把底線奠定清楚，才有辦法針對「西方憑什麼」這問題進行有建樹的論辯。
這卻是大家都無意做的事。大多數探討「西方憑什麼」的學者其專長是經濟、社會、政治或近代史。基本上，他們只熟稔近現代事件。他們往往把重心放在最近幾百年，最多五百年，就算有提到更早之前也是簡短帶過。然而，主要爭執點卻是西方稱雄的成因到底是古早就有，還是新近突然出現。
幾位學者另闢蹊徑，先聚焦遠古，再一躍而到現代，中間數千年則著墨甚少。他們都覺得有件事是不辯自明，兼跨地理學與歷史學的阿佛列˙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在2004年的《生態帝國主義》一書就明白寫道，史前發明農業是樁天大的事，但「此後到哥倫布等人航行四海，中間差不多四千年，跟之前相較來說沒有大事。」
我覺得不對。只看史前或只看現代都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只看中間四五千年也不行）。要嘛就必須檢視人類全史，把它看成單一故事，奠定其整體走勢輪廓，才能討論為什麼是這輪廓。
決定歷史發展的絕對不是英雄
工業革命改變了歷史。（圖為英國伯明罕市的「工業三傑」雕像，左起：詹姆士•瓦特，馬修•博爾頓，威廉•默多克。瓦特是蒸汽機的發明人，博爾頓是瓦特的合夥人，默多克是星月傳動齒輪的發明人，這套齒輪可以將蒸汽機的動力傳動到其他設備上。）
一定會有的問題：人怎可能不重要呢？本書寫到很多英雄，也有幾位狗熊，還有他們的理念與鬥爭。難道到頭來這些都不重要？
說重要，但其實也不重要。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也一再強調，人的選擇的確可以改變世界。只是，大多數的選擇並不會對世界造成多大改變。舉例，我可以決定停止寫書，辭掉工作，成為採獵者。這當然會造成改變。我會失去房子，我對採獵所知甚少，因此可能食物中毒或餓死。我身邊幾個人會大受影響，更多人亦會小受影響。你現在可能必須讀別本書。但是世界還是繼續運轉。我做的任何決定，都改變不了西方主宰世界這事。
當然，如果幾億美國人也決定離開朝九晚五的工作，改去採獵，那麼我怪異的個人決定就會從一己之瘋狂轉變為群眾（但依然怪異）運動的一部分，這樣的確會改變世界。例子有很多。二戰結束時，五億婦女曾決定比母親早婚，生更多子女，因此造成人口飆升。三十年後，她們的十億女兒輩卻做出相反決定，造成人口增長放緩。這樣的集體選擇改變了現代史走向。
然而，這些選擇卻不是一時興起。馬克思一個半世紀前就在《霧月十八》寫出重點：「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這創造並不是隨心所欲，並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情境下。」二十世紀婦女決定多生（後來變少生）的理由當初實在太好，當事人往往不覺得有多少選擇餘地。就好像一萬年前人類決定改採農耕，或五千年前搬去城市，或兩百年前去工廠當工人，一定也不覺得有多少選擇餘地。
（馬克思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於《革命》雜誌第1期在紐約出版。）
人做出符合現實的抉擇，背後往往有強大壓力。我們都認識一些人，他們就是有辦法不理天大壓力，作出異乎常人的抉擇。大家很佩服這些激進派、浪漫派、異類，卻很少有樣學樣。我們都清楚，符合別人預期並且配合現實，日子會過得比安娜．卡列妮娜好。我指的日子過較好，是食物、住所、配偶的取得管道較好。演化幫我們選擇我們所謂的常識。
話雖如此，離奇選擇顯然可以造成非比尋常的後果。極端的一例是穆罕默德。他本是一介平凡阿拉伯商旅，在公元610 年左右與天使相遇後，他大可選擇理智那邊，把原因想成是腸胃病，或一千個可信度更高的原因。但他選擇聽妻子的話，妻子告訴他天使顯靈是真的。有許多年，穆罕默德看來都好像要步一大堆先知的後塵，要淪為笑柄，廣受蔑視，然後被遺忘。相反地，他卻一統阿拉伯諸部落。繼任的哈里發不只摧毀波斯，還重擊拜占庭，把西方分成兩半。
人人都同意穆罕默德是偉人。很少人對歷史的影響能出其右。但是，西方核心在七世紀以降的改變卻不能都歸因於他。阿拉伯人在天使向穆罕默德顯示之前就已經發明多種一神教，並建立多個沙漠城邦。拜占庭和波斯在穆斯林軍團擾境前就已病入膏肓。地中海周邊分崩離析，也是三世紀就開始的大勢。
如果穆罕默德作了不同選擇，七世紀基督徒的交戰對象可能就是別的基督徒，而不是入侵的穆斯林。沒了穆罕默德，西方在公元750年後也許較快恢復，也許不會恢復，但不變的是西方依然要花幾百年才能趕上東方。不管穆罕默德怎麼選，西方核心依然還是地中海東區，十一世紀還是會被突厥占領，十三世紀被蒙古，1400年左右再被蒙古占領一次，之後核心仍會西移至義大利，十五世紀又移至大西洋濱。假如穆罕默德正常一點，也許今日摩洛哥到馬來西亞一代最重要的信仰象徵會是十字架，而不是新月。這不算小事，但是歐人仍會征服美洲，西方仍會主宰全球。
（穆罕默德改變了穆林世界。圖為先知清真寺，綠頂者即穆罕默德陵寢。 by Medimeli／維基百科）
穆罕默德的例子是如此，其他英雄人物亦然。亞述君主提格拉比列色三世和秦始皇都在古代締建殘酷集權的高階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與豐臣秀吉則壯志未酬，都沒能在十六世紀締建偉大的陸上帝國，1688年光榮革命讓英國改革派上台，1976年毛澤東一命嗚呼讓中國改革派上台。然而，不管是英雄狗熊，他們所做所為只是讓已在進行的進程加速或減緩而已。沒人真的把歷史帶到完全不同的路。最壯志凌雲的可能是毛澤東，他也只是把中國工業起飛延個幾十年而已，等於是把扭轉中國的偉人之名送給鄧小平。如果能做個實驗，把過去重新來過，一切都沒變，只是把英雄換成狗熊，或把狗熊換成英雄，歷史還是會差不多，頂多進展速度不同而已。偉人以為憑其意志就可改變世界，他們是錯的。
政治是如此，其他領域亦然。比方說，瓦特是蒸汽機發明人，博爾頓是第一位把蒸汽機帶向市場的實業家，他們當然是英雄，卻不算獨特。就好像電話發明人貝爾也不獨特，他在1876年2月14日為電話申請專利，同一天以利沙．葛瑞（Elisha Gray）也為自己發明的電話申請專利。博爾頓和瓦特都認識的普里斯利也不獨特，他在1774年發現氧氣，一年後有位瑞典化學家也發現氧氣。1611年共有四名歐洲人分別發現太陽黑子，他們當然也不獨特。
史家常覺得奇怪，怎麼同一時間不相干的人會發明同一種東西，怎麼同一靈光會在不同的腦袋同時乍現。其實，偉大理念往往不是源自天縱英才，而是一群人思考相同問題、方法亦雷同的合理結果。十七世紀初歐洲學者正是如此，一旦發明了望遠鏡（有九人自稱是發明者），太陽黑子如果沒很快被多位天文學家發現，那才不尋常。
一大堆現代發明都被發明不只一次，統計學家史蒂芬．史蒂格勒（Stephen Stigler）就提出定律：發現的冠名者總不是真正發現者。他還注意到，這條「史蒂格勒定律」其實是社會學家羅伯．墨頓（Robert Merton）在25年前發現。博爾頓和瓦特的確領先群雄，但重點是英雄確實有一大票。博爾頓和瓦特若沒在十八世紀七○年代推出蒸汽機，不久也會有別人推出。其實，如果瓦特申請的專利沒排除所有競爭，群雄搞不好會比博爾頓更快推出。
歷史（時代）總會自己找到出口
上帝創造人類，人類又將創造出什麼？從歷史上追索，其實，不同文明都有過超絕的輝煌時代。（圖為米開朗基羅最著名作品之一《創造亞當》。）
英雄狗熊都是時代產物。那能不能說：不是人，而是時代精神決定了歷史走勢？有的時代精神偏能造英雄，有的專造狗熊。有些史家是這麼想。他們認為「西方憑什麼」的解答，就是中國文化在十四世紀轉成內向，不再有外視性，歐洲文化則轉外向，派許多壯士出海，才會發現美洲。
我在第八章指出，這種觀點與史據不合。文化並不像指點人該怎麼做的腦中聲音，它較像一場討論各種選項的公民會議。每個時代都得到它所需的思想。地理和社會發展給了哪種問題，它就會生出與之對應的思想。
這可以解釋，為何東西方思想在過去五千年會有這麼多相似之處。在西方核心，國家崛起於公元前3500年左右，東方則崛起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在雙方都挑起一種論述：神格君權有何本質？有何限制？等到雙方都建立文官體系，西方是公元前750 年，東方是公元前500年，前面論述就被第一波軸心思想取而代之，變成關注個人超越的本質，還有個人與世俗權力的關係。公元後200年左右，東西兩大帝國分崩離析，第一波軸心思想又被第二波取代，變成關注信徒要如果透過有組織的教會在滔滔亂世獲得拯救。後來社會發展復甦，在中國是公元1000年，義大利則是1400年，代之而起的則是文藝復興，問題變成如何撇開近世的庸劣，找回第一波軸心思想的失落智慧。
（公元一千年的中國〈宋朝〉多繁華，看看《清明上河圖》就知道。）
東西思想發展如此貼近，時間又如此之長，原因我認為，是社會發展要上揚只有一條路。要突破24分的天花板，東西方都必須集中國家權力，這就不可避免地導向第一波軸心思想。國家式微，則把人推向第二波軸心思想。國家復甦則幾乎勢必導向文藝復興。每次劇變都促使人去想出時代所需的思想。
但要怎麼解釋1600年左右的「大分流」？西歐轉向科學思想，東方（還有西歐核心以外的西方）則沒有。這是劃時代的思想轉變，難道沒反映深層的文化差異，難道也只是時代得到它所需的思想？
西方有些社會學家認為是文化差異。他們指出在心理學實驗中，在大腦接受功能性磁共振造影的情況下，受試者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需要把資訊放在大環境中思考，西方人的腦額葉和腦頂葉就會特別亮，代表必須辛苦維持注意力。但如果資訊必須從背景抽離，就變成東方人的腦額葉和腦頂葉特別亮。
這代表什麼？把資訊從背景抽離，一項項單獨看待，是現代科學的一大特徵（科學問題常有一句「其他變數不變」）。也許大腦功能差異，代表西方人就是比較講邏輯，比較科學。
但也許有別種解讀。實驗並沒顯示東方人無法把資訊從背景中抽離，也沒顯示西方人無法把資訊放環境中思考。實驗顯示的，只是雙方較不習慣以另一種方式思考，必要的話就必須更努力。雙方都能運用兩種思考方式，也經常在運用。
（達文西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代表號之一，他的創發不僅僅在藝術面，更在科學面。取自達文西─塑造未來展）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有理性思考者，也都有玄思狂想者，都有人喜歡抽絲剝繭，也有人偏愛複雜混沌，甚至還有些人能理性也能玄思。差別是他們面臨的挑戰。歐洲在公元1600年左右創造出大西洋經濟體，面臨新問題，而機械且科學的自然模型正好是回答新問題的最佳手段。再來四百年，這種思維已深植於西方教育，成為思想的預設模式。東方則要到十九世紀才遇相同挑戰，過程還沒走那樣遠。
在二十世紀六○年代，西方有些社會科學家主張，經濟繁榮需要創業精神去推動競爭與創新，偏偏東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有礙發展這種創業精神。到了八○年代，日本經濟成功已昭彰醒目，新一代社會學家隨即改口，說儒家尊重權威，又願意為大我犧牲小我，因此不只不礙資本主義發展，還造成日本的榮景。但是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人能調適文化，讓文化去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是二十世紀後葉的社會發展，讓儒家文化、共產體制、自由社會都能冒出資本家。
「時代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這論點亦可解釋心理學所謂的「弗林效應」（Flynn Effect），也就是IQ測驗平均分數逐年增加（每十年升三分）的現象。「弗林效應」如果代表人類正愈來愈聰明，是大好消息沒錯，但另一種解釋卻可能性更大：人類只是愈來愈擅長IQ測驗所測量的現代分析思考而已。閱讀比講故事更能訓練出現代思維，而電玩又把人類思維變得更現代，儘管教育工作者百般不喜這點。
當然，並非所有文化對時局變化都積極因應。例如，伊斯蘭世界絕少民主政體、諾獎科學家、多元現代經濟。某些教外觀察者就主張：伊斯蘭一定是蒙昧的宗教，害數億人陷於迷信而無法自拔。如果這是對的，那要怎麼解釋千年前世界上許多一等一的科學家、哲學家、工程師都是穆斯林？還有為什麼穆斯林天文學直到十六世紀還是全世界最頂尖？
（兩張郵票的主角分別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天文學家比魯尼〈左〉，和納西爾艾德丁圖西(Nasir al-Din al-Tusi)，納西爾是廣博的科學家，他的《論四邊形》在幾何學發展上有重要地位)
我想，真正原因是穆斯林在1700年後因為軍事和政治上的挫敗而轉成向內，就像十三、四世紀的中國儒生一樣。伊斯蘭是個大帳篷。一個極端是土耳其，國家已夠現代化，有資格加入歐盟。另一個極端是神學士，認為女性公眾場所不遮臉是死罪一條。伊斯蘭世界曾位居西方核心，淪為邊陲任人剝削後，其社會發展就受阻於受害者意識。要擺脫受害者意識是現代伊斯蘭的一大重擔。但假以時日，誰知它會找到什麼後發優勢。
文化和英雄意志是隨時可能天外飛來的變因，把我的「懶貪懼法則」變複雜。二者會把人類對時局的因應變快或變慢，讓簡單理論失色或暫時偏離史實。但第一至第十章已清楚呈現，長期而言，文化和英雄意志絕對無法凌駕到生物學、社會學、地理學之上。
作者簡介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為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現為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海外院士，原本專長是西方上古史，近年專攻全球史，已出版13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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